交锋

吴伟业来历不小，他的老师是当年复社的建立者和领头人——张溥，复社本就是东林、阉党之争的遗物，素有“小东林”之称，张溥死后，复社当中年长一辈，便以陈子龙、吴伟业二人为主。

陈子龙立功出仕自不必提，但吴伟业却是有些倒霉，他的儿女亲家陈之遴和好友不仅降了清，还被满清任命为礼部右侍郎、宏文院大学士，曾经还邀请过他出仕满清，虽然没有成行，但毕竟动摇过，是难以抹去的污点。

随着原来的东林、复社人员部分被朱由榔征辟后，原本就只依靠阉党这个共同敌人才能团结起来的东林复社迅速陷入分裂，如陈子龙、方以智等人，“成功上岸”后，哪里还记得这帮老朋友？

于是，整个江南地区原本声势浩大的东林复社集团，如今要么被收编，要么被抄家流放，矮子里面拔高个，只剩下吴伟业和虽然受朝廷征辟，但依旧不愿出仕的杨廷枢勉强能当起大任。

但当世大儒却不止东林而已，世人常常被东林、阉党之争而蒙蔽，但事实上，明末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文学家、思想家，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参与党争，所以在政治领域里不活跃罢了。

但这并不代表人家没有影响力。

比如原崇祯时江西巡抚，江南被占后削发为僧的郭都贤，连带着东林、阉党都要喷，此时天下史学、散文泰斗的张岱，以及被誉为“江右四家”之一的罗万藻，还有旁涉百家，所学甚杂的明末道家思想代表傅山。

这些人论在文坛之上的影响力都不比钱谦益、陈子龙等人差，只是人家不喜欢掺和党争，对阉党、东林都没什么好感罢了。

吴伟业的文章一投进报社，就让金采有些头大，这玩意到底登是不登？

其人满篇抨击，倒是没有剑指天子，而是搬出些“刑不上大夫”的道理出来，斥责朝廷蛊惑天子，为了些许“小利”，而毁坏士民之心，图利忘义。

义利之辨，从来都是儒家的重要命题，而且很显然，答案都是只有一个，在一脉相承的宋明理学看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读书人，就不该提t钱，忒俗，自然，“致君上尧舜”的皇帝和朝廷，也不应当把利益看做施政的第一位，而是要讲道德，讲气理。

所以，为了逃税这点“小利”，却妨害“士子之心”，这是不可理喻的错误。

金采最后请示了朱由榔，天子没什么表示，只是道

“登！怎么不登？不仅要登，还要给全南京的老百姓看看，是非对错，老百姓心里自然有杆秤。”

“有反对意见，就大大方方地登出来嘛，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不仅要人家说，咱们这些大臣们也可以说嘛，不要仗着自家高官厚禄，就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百家争鸣，就是要鸣出来。”

“至于是非对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和历史自己会判断。”

于是乎，本来吴伟业只是抱着愤懑之心，想恶心一下翰林院而已，真没想过自己的文章能被这“天家喉舌”登出来，毕竟明朝自嘉靖以后，社会舆论进入一种很奇妙的状态。一方面，在上层，堵得严严实实，敢乱放屁就要打你屁股，但在下层，对着皇帝阁臣们喷也就那样，这倒不是说不想管，而是管不过来啊，锦衣卫、东厂又不是克格勃，哪有那本事。

结果就是在朝的文官大多“谜语人”，支支吾吾，一下野，立马变身小怪兽，怼天怼地怼宇宙。

所以吴伟业也没真想过能发表。

但问题是，数日后，他就在新一期的《启民报》上看到了自己的文章。

原本正缺乏信心的那些请愿士子文人，见状立刻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这说明什么？说明天子是被蒙蔽的！其实皇帝肯定也是怜悯士绅的，怎么会做出如此事来呢？必然是内阁权奸欺君罔上！

可翻开下一页，事情又变化起来，因为后面全文刊登着刚刚赶到南京没多久的判洋务院兼右都御史张同敞，关于吴伟业文章反驳全文。

说起来还真是继承祖业，当年张居正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就有许多来源于这些“理学先生”、“清流士大夫”们，而张居正的反驳便是“治国之政，首在财用”，十分巧合的与数百年前王安石一样，在以理学主导的社会价值观中，提出财政为国家第一要务的思想。

当然，比起王安石，张居正没有一个“新学”给自己摇旗呐喊，但他是第一个敢于揭露和直面大明朝身上“肿瘤”的人，指出了大明衰弱，关键就在于土地兼并导致财政失衡。

数十年后，这位伟大的改革家曾孙，张同敞接过旗帜。

以一篇《社稷纲本，首在财政》，提出“天下衰亡之纪，皆自兼并”，“兼并则短财，短财则残政，残政则亡国。”，国家根本，首在财政，而财政根本，就在于理清税源，豪强大户隐匿田土，肆意兼并，就是在残害国家税基，残害税基就是在危害社稷，所以“隐匿田土”比农民造反，对朝廷的危害还大！就应当严厉惩处。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本来，虽然方以智写了那篇文章，表示允许“百家争鸣”，但基本没人当回事，毕竟嘉靖皇帝还说自己穷呢，你信吗？报刊上的百家争鸣板块基本还是翰林院的独角戏。

但随着这次突然交锋，大家才发现，这还真是个能“吵架”的地儿啊！而且再结合这报纸的“天家背景”，天子也看，自己若是写一篇雄文出来，万一就入了陛下法眼，不是马上就能飞黄腾达？

就算那些无意仕途的学问大家，何尝又不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得到皇家和朝廷认可呢？

百家争鸣板块迅速变成双方论战的战场，每一期基本都是正反双方各两篇，反方自然是吴伟业挑头，带着一帮仅存的东林、复社骨干，侯方域都参与进来。

正方这边，便以朝廷官员居多了，张同敞、王夫之、方以智轮番上阵。

但这毕竟有借着官大欺人的嫌疑，直到一位在野的大佬终于出山，便是是张岱，其人虽然当年猛喷阉党，但对东林同样是厌恶，故而仕途无望，但人家也不想当官，隐居浙东，后来南京光复，便起了回去看看的想法。

结果半路听闻论战的消息，顿时大怒。

从甲申国难到江南沦陷，国破家亡，可以说是让明末知识分子思想转折的巨大催化剂，张岱便是其中代表。

江南沦陷之前，张岱是典型的“纨绔子弟，风雅文人”，大致上和侯方域差不多，但随着目睹种种悲剧，迅速让他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到了晚年时，开始反思批判宋明理学和八股文，并在批判宋明理学的过程中，产生了辩证法的启蒙，在批判八股的过程中，成为一代散文大家。

故而，这个曾经也是富贵显赫，大地主出身的一代名家，对于曾经明末的种种政治生态十分痛恨，毕竟这是让他国破家亡的根源。

一入南京，就当即奋笔疾书，对着东林复社那帮喉舌猛烈开火！

论学问，张岱从他家高祖开始，往下几代都t是进士，他本人虽然未中科举，但文章大家却也不是吹出来的。

都懒得和他们辩什么大道理，直接开始人身攻击，揭当年东林复社在弘光朝大敌当前还为了自家私利搞党争的老底！

度田

南京城，裕民坊外的酒肆里，现在那《皇明忠烈传》的故事只在启民报上连载，各个酒楼食肆里，除了将《忠烈传》的故事外，也会让人在大堂里朗声念报纸的其他部分，类似于新闻播报了。

比如那民间奇闻，讲些什么倭国、马来亚、苏门答那的见闻，就挺有意思，老百姓也很喜欢听这些奇闻异事。

这一日，许是找不到念的了，那被酒肆雇来专门念报纸的先生却是读起了“百家争鸣”的文章。

下面食客立马就皱起眉来

“念着文酸玩意作甚？可还有故事没？”

那先生却是一时没啥内容，便解释道

“也不能怎么说啊，这次朝廷里的老爷们可是吵作一团，是大事嘞，要不我给你们讲讲？”

于是就用起白话，将文章里的意思大致概括了一下，其中深奥的自然直接略过。

老百姓天然对于政治八卦还是感兴趣的，只是过去他们也没有渠道了解罢了。有一名行商的食客听完后，当即拍案道

“什么狗屁清流！不就是逃税嘛，还说得光明正大！”

随后马上就有人附和

“就是，贪官敛财还有理啦？要说还是天子圣明，这种人，就该杀！”

“我看这什么狗屁姓吴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替贪官说好话。”

“这姓吴的狗儿叫啥来着？”

“吴伟业，听说人家是东林的相公呢，中了进士的，那得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啊，可轻易说不得。”

“直娘球的文曲星！当年开城投降的不就是这些什么劳什子文曲星、武曲星，有甚了不起的？真要神仙下凡，还用得着贪污？”

老百姓看不懂什么义利之争，但他们朴素的道德情感至少懂得，贪官就是王八蛋，谁替贪官说好话，那他也是王八蛋。

随着时间推移，报纸上论战愈加猛烈的同时，朝堂内也风云激荡，新任礼部主事黄毓祺上书，认为朝廷“刑纪过猛”，就算要追查逃税、贪污问题，也不该如此激进，否则靠光复江南而积攒起来的士民之心，会因此而受挫。

但民心究竟如何，却是很快给了众人答案。

光烈三年二月二十八，此时从朝堂到文坛上的争辩，已经蔓延至民间，一帮子不知哪来的江湖好汉，听闻吴伟业替贪官辩护，竟是带人去堵了人家门口，差点放火，好在衙役兵丁及时赶到，并未酿出后果。

但对于老百姓而言，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更何况，到了三月初，一则重磅消息从内阁中传来。

此次抄没诸违法士绅，除府宅以外，浮财抄没，合法、有地契，皇册在案田土，分散给其余族人，剩下隐匿田土，合计八十六万亩，朝廷将招揽失地流民屯垦。

屯垦政策非常优惠，大概为六年制，前三年农户除了按章纳税外，还要向官府交两成租子，后三年降为一成，六年后，土地所有权完全归属该屯垦的农户，照章纳税即可。

当然，烈士家属和立功军士家属例外，不必交租，直接分田。

这其实就是在利用获得的土地均田了，按照浙直总督陈邦彦的计算，这八十六万亩大概能安置十八万左右的失地农民，这个数字并不多，只占浙江人口的八十分之一左右，但却是一个模板。

因为谁都知道，既然天子和朝廷愿意担着这么大风险严查浙江，铁腕镇压，那清理田亩，便是势在必行的事情，届时，不只是这两百家“出头鸟”，整个浙江，乃至整个江南，能清查出多少田亩？

这个数字，少说也是以千万计。

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有人反抗，甚至曾经还是明王朝坚定支持者的某些士绅，马上就会摇身一变，要“清君侧”。

但朱由榔必须要做，不能不做。

这是每个王朝初期都要进行的使命，每个王朝新建立以后，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建构制度，而是“度田”。

当年朱元璋最重视的事情，便是清丈天下田亩，修订皇册。

和朱由榔比较类似的境遇，刘秀光武中兴时，可谓顺风顺水，一路上无数郡县倒戈相从，起兵三年便称帝，十二年削平天下。

可就是这样一位趁势而起的帝王，坐稳位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度田”，清丈田亩，于是，光武度田的过程非常艰难，可谓“天下皆反”，但刘秀宁愿一县一郡的平叛，也要推行度田。

因为对于一个封建国家而言，在册田亩，就是根基所在，一旦纵容，不出，恐怕东汉最多数十年后，就要再次陷入农民起义的战火。

由于光武度田并非完全成功，最后不得不部分妥协，刘秀死前才会有那句遗憾“朕无益于百姓”，即使如此，这次度田也为东汉争取了一百多年的稳定基石。

朱由榔就算做得不如朱元璋那样彻底，至少也不能比刘秀差，因为刘秀起兵过程中接受了太多大地主势力的投效，所以最后才进行的如此艰难。而朱由榔的情况更类似于太祖朱元璋，手下这帮人大部分都是原农民军和捡来的残兵败将，短期内缺乏和地主集团的利益纽带。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也正因为如此，朱由榔才把镇压士绅的任务交给以顺军、西军余部为主的光复前军、左军，就是因为他们的立场更加坚定。

而且，湖广、两广、闽南、云贵的度田此时早已完成，当初之所以这些地方能够较为顺利，一方面是由于局势动荡，正在战时，地主集团力量分散，而且面临满清的刀锋，也没得选。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开发较晚，地主士绅相较于江南，没有那么顽固。

于是乎，此次主要注意力便集中在江西、福建、浙江、南直四省。

内阁文件明确界限，凡现有土地，以皇册为准，只要在官府没有登记的田土，就属于隐匿，朝廷予以没收，当然，地主可以赎买，但价格不低。

而且朱由榔授意下，两部正式法令传达出来。

第一个是《土地兼购令》，规定凡人均名下，超过百亩土地，再行购买，就需要交兼购税，兼购税累积上升，一百亩到三百亩交一成半，三百亩到五百亩交三成，如此累积，最高达一倍。

其二，则为《常平粮令》，这是针对土地产出的，令各布政使司、府建立常平仓，秋收时收购粮食，春荒低价向农民卖粮，从而限制出一个最低粮价和最高粮价，并严厉打击粮食投机，凡未在官府登记备案，私自囤积超过五千石以上粮食的，构成囤积居奇罪。

这左右两拳，立刻将土地兼并的获利干没了小半，再加上，等大量失地农民能够直接分到田，可想而知的是，愿意给地主当佃农的人越来越少，地主还得降低租子，否则便没人干活。

一招大棒打下，朱由榔还不急着掏出胡萝卜。

科举（上）

时间进入三月份，科举已经开始进入预备阶段。

会试虽然安排在五月，但按照一般规律，此时各省的乡试应该早在年前就已经结束了，但这次恩科，不仅仅只是再开一届会试，而是从考秀才的“小三试”，到考举人的会试，以及会试都要重来一遍。

只不过，情况变得特殊起来。

沈平鸿在平湖沈氏被抄家之后并未受到株连，家主沈泽永被斩首，直系家属判处流放，但对于像沈平鸿这种旁支庶出，一般不予追究，甚至还能分到田地。

官府只没收皇册未登记的隐田，而对于沈氏那五千多亩尚还挂在皇册上的田亩，则选择分散给其余旁支族人，封建宗法制的压迫不仅只是主家对佃农、家奴的，旁支庶出也应当是可以“团结争取”的对象。

沈平鸿就被分到了六亩中田，但被他交给了之前一直照顾自己的家仆夫妇，带着仅剩的几钱银子，想去杭州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