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像八旗劲旅那样，经历过两军对阵时的连天炮火，眼前情况实在是超乎了他们的平常认知。

铁人军将士保持严谨队列，钢刃铁甲不断往前推进，犹如压路机一般平推过去。

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矛头和朴刀，不断将眼前的敌人搅碎。

两刻钟之后，明军钢铁方阵步步紧逼下，清军队列开始崩溃。

恐慌情绪一传十，十传百，纵使阿哈尼堪再怎么勒令、镇压也无济于事。

正当此时，战场侧后方一股烟尘袭来。

远远望去，那赤红色的“明”字旗和三辰旗，便知是明军援兵。

阿哈尼堪长叹一声，遗憾愤然道

“把溃兵捞回来，撤回城内。”

身边四百精锐骑兵分作两翼出击，放箭掩护溃退的步卒大队后撤，进入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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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盛京（奉天）地图

战后，正在盛京的何洛会听闻阿哈尼堪已经和明军接战，还吃了亏，立马勒令对方退入辽阳地区，严守防线。

各部不得擅自出击，依靠辽东地区广泛的营垒、堡寨坚守。

而此时，明军抵达辽东的消息，在快马加鞭之下，终于传到了北京。

“什么！明军已经打到盛京了？”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迅速将整个清廷高层炸开。

多尔衮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江淮前线距离辽东数千里，明军怎么蹦过去的？

但结合之前朝鲜那边的消息，不难猜测，明军是从大海之上，乘船浮水而来。

反应过来后，多尔衮马上封锁消息，严禁关外的消息传入关内，必须先稳住人心。

而后以换防，祭祀太祖太宗陵寝的名义，命多罗郡王瓦克达领镶黄旗八千多人马出关，经由锦州，驰援盛京。

除此之外，就是要稳住科尔沁等和满清关系较近的蒙古诸部，辽东这个地方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处在东北、北直、蒙古三方的交界处，多尔衮担心明军的到来，会动摇蒙古诸部的忠诚。

毕竟，之前明军拿下川陕以后，就已经和漠西部分蒙古部落产生了联系，造成了极恶劣影响。

也许此时这些部落还不敢作乱跳反，但难免会暧昧中立起来。

已经失去了江南地区输血的满清，不能再失去蒙古这个武力补充了。

归正女真

海军的陈举、刘国轩部约七千众重甲步卒全部登岸，几乎占领了整个辽东半岛西侧。

清军退守辽阳后，坚守不出，明军虽说都是精锐，但毕竟人数有限，还要分出人马清理各地堡寨、农庄，兵临前线一带的也就是一两千众。

辽东不是关内，一方面，辽东沦陷已有数十年，在这里，明军并没有江南那种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人口稀疏，虽说多尔衮入关之时已经将大量八旗勋贵族人带入关内。

但依然还有一半左右的满洲族人留在关外。

当然，其实也没有多少，按照顺治五年时的统计数据，八旗包括满蒙汉加在一起，有七十多万人口，其中满洲占三十万，蒙古十四万，汉军二十五万。

除此之外，还有一百万左右的包衣。

此时的辽东，人口估计也就是一两百万而已，其中一半是满洲女真各部和汉军旗的家属族人，以及大量包衣。

这些人也许对满清称不上多么忠诚，但对明军肯定不会有多亲近。

所以大军每进展一处，都得先清理控制这些聚居地才行，否则一不小心，自己也会被人给“游击”了。

尤其是相较于内地，这里的民众族群混杂，又多有弓马，一旦呼啸聚集起来，便是一支支游骑兵。

面对这些棘手的堡寨、农庄，明军也没法一个个攻拔，否则反而会让情势更加恶化，那样整个辽东的各族民众，很可能会倒向清军那边，到时候真就陷入泥潭无法自拔了。

所以明军采取的策略，还是拉一派打一派，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也不难做到，满清的八旗制度之下，是极其严苛的奴隶制，大量女真、蒙、汉、朝鲜等族百姓沦为包衣农奴、牧奴。

郑成功提出主要政策纲领，“释奴分土，惩凶救民”。

即否认所有满清八旗制度下的奴隶关系，所有原本被束缚于满蒙贵族奴役下，包括女真各部贫民的包衣、农奴，都获得解放，并将原有土地效仿关内民屯令中的政策，重新分配。

这迅速让远道渡海而来的明军，在辽东站稳脚跟。

正如同生活在中原、江南的农夫，不会因为皇帝新建的宫殿而获得益处，游牧与游猎民族的文化中，阶级压迫更为深重，在直隶、山东跑马圈地的毕竟只有军事贵族，跟真正在大小兴安岭里挖鱼刨参女真部落有什么关系？

恰恰相反，自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后金在十数年的女真诸部统一战争，兼并、攻灭了大量部族，叶赫部不过是其中之一，其中绝大多数女真游猎人口，也只能沦为八旗制度下的包衣奴才。

当然，相较于被数次入关劫掠所得的汉族人口，这些女真奴隶的生活水准要稍好些。

就在刘国轩率步军主力，基本控制了辽东半岛西岸同时，一批来自江南的补给船队抵达。

随船而来的，除了数千斤火药，一批兵工公司专门调拨的轻型火炮外，还有数百名特殊的明军将士。

其中为首的，为副将衔，唤作杜尔德，从这名字上来看，就不像汉人。

是的，他就是当初在浙江，主动反正，生擒满清多罗郡王博洛，原镶白旗梅勒章京，叶赫那拉，杜尔德。

除他之外，随行的数百人也都是，在过去几年里，各个战场中，主动投降反正和被俘后投降的八旗军士，而且都是满洲人。

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杜尔德头上的“金钱鼠尾”早已了无踪迹，重新蓄起了头发，再加上明军赤红色的军服和制式甲胄，而且其人自己本来就是满清当中的少见的文化人，北方官话相当流畅，如果不说，恐怕很难能看出对方是满人。

对于这帮子投降过来的八旗军士，朱由榔还是相当优待的，除去手中确有血债的，如博洛那种，难逃一死，对于一般基层军士，还有如杜尔德这种非爱新觉罗嫡系出身的将佐，如果主动投降，还给机会效命，若是战败被俘，则会被分配到攻城前线的“赎罪营”，侥幸不死的话，也还有机会。

杜尔德当初投降之前，受到手下郝文兴的“指点”，立志要当一个大明朝的“金日磾”，所以相较于其他人，更加积极，再加上其人本来也不废物，居然混得相当不错。

朱由榔甚至还专门建立一个“归正营”，专门收拢投降反正过来的满洲、蒙古军士。

按照此时明廷官方声讨满清的公文里说法。

并未将蒙古和女真诸部全部一杆子打死，而是表示，“努尔哈赤者，本国朝边廷旧将，得赖朝廷荫蔽，方承一隅之土，不思恩荣之报，反以刀兵，裹挟建州诸部，危凌海西、黑水，使良民涂炭，赤子沦为奴婢，是诚可恨。”

将漠南蒙古、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和建州，尤其是爱新觉罗部进行切割，也算是明廷政治攻略的重要一环。

墙倒众人推。

眼下，只要不是个瞎子，都知道，自川陕光复以后，明清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扭转。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满清先是没了多铎、博洛手里最为重要的野战集团，接着又丢掉了江南这个钱粮袋子，现在还失去了吴三桂这个急先锋，以及川陕的地理战略优势。

说是只剩下半条命，都算奉承了。

除了归正营的满洲出身军士以外，还有一批来自吴军残部的军官，当初吴三桂、祖大寿等人降清后，满清为了提防辽东将门集团，将其部家属迁移到了锦州地区，方便监视。

最早吴三桂刚投降的时候，满清一度将他监视在锦州地区，就是害怕对方在前线搞事，直到后来前线实在吃紧，才不得不用吴三桂平定西北、西南。

这两拨人的到来，让郑成功极为惊喜。

自肇庆以来，明军屡战屡胜，直到光复江南、川陕，除去朱由榔笼络团结各个势力的努力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此时的抗清复明事业，在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依然有着巨大的社会基础。

明军也习惯了打这种仗，每到一地，前脚攻下城池，后脚朝廷就可以直接派驻官员，然后和地方士绅民众联络，重新构筑政权，履行职能。

比如光烈三年东征之时，一开始前线粮草还需要从湖广、两广调运，但攻入江西后，不到两月，江西本地就能供应大部分。

归根到底，满清不是李自成，也不会“均田免赋”，所以相较而言，虽说明廷也是王八蛋，但起码没满清王八蛋，而且近三百年的惯性在这里，只要军事上大势一成，重建政权并不难。

杜尔德抵达辽东后，将手下几百号人，分成十多个队，负责跑到辽东各地安抚策反女真诸部，尤其是海西女真，和那些在努尔哈赤统一战争中，积累血仇的部族。

此策一出，立竿见影，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出身旁系的满洲军官，辽东这地界不大，女真各部本来人口也少，部族内部关系密切，这些“满奸”跑回自己老家后，不难说服“家乡父老”一同反正，大大消除了其和明军的对立情绪。

毕竟此时距离努尔哈赤起兵也就几十年，距离皇太极凭空造出一个“满洲族”来也就才十几年时间，女真部落之间还真没多大凝聚力。

给爱新觉罗卖命是卖命，给老朱家卖命就不行啦？当年又不是没卖过。

明清双方最终在辽阳城外对峙起来。

多尔衮的援军几乎是快马加鞭，从关内奔驰而出，驰援盛京。

郑成功却是不急，他们此行的目的也不是马上攻下盛京，只要明军的队伍在辽东存在，本身就是一柄利刃，悬在清廷决策者的心头。

于是乎，明军开始反过来，在朝鲜方面的支持下，与辽东半岛上修建营地、堡垒，做出长久住下去的打算。

孤立满洲（上）

叶赫那拉部的主要活动区域，大概在今天吉林省西部的地区，是海西女真四部中最大的一支。

明代女真诸部和辽金女真的关系并不密切，如果做一个比较恰当的对比，建州、海西之于金朝，就类似于索伦部之于满洲，属于金朝建制之外的边缘民族。

这导致的问题就是，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燃起雄心之时，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松散和敌对的东北部落。

在这一点上，两人都做出了极大努力，先是用军事和外交手段钳制，而后又用怀柔手段收买，才尽可能的将整个横贯辽宁到远东的部族集团糅合起来。

在这个层面上说，皇太极的“统战手段”堪称明末第一，如果朱由榔眼前面对的不是多尔衮，而是皇太极，恐怕还真没什么机会。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

随着关内战争的失利，满洲八旗的巨大损失，带来不少连锁反应，首先就是嫡系的建州女真，人丁实在有限，川陕以后，整个满洲八旗从入关以来，已经积累了近三万的缺口。

其中一半都是在和光烈明军的作战中造成的，为了补充和稳定战力，多尔衮不得不扩大征兵，建州女真不足以补充缺口，就不得不向海西、野人诸部填充。

年前，多尔衮经顺治下旨重建镶白旗。

此时清初皇太极时期那批战功赫赫的满洲宗室将领已经逐渐凋零，要么像代善、阿巴泰、岳托那样已经在前几年病逝，要么如多铎、尼堪、博洛这般战死于阵。

故而，当下旨重建镶白的首要问题，就是旗主人选。

最后，只能矮个里面拔高个，将此时仅有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之孙，原饶余郡王阿巴泰次子，博洛的弟弟，岳乐顶了上去。

而下面的人员，则由两黄旗抽调部分佐领，再从建州抽调一千壮丁，海西、野人女真抽调五千多壮丁，喀尔喀漠南蒙古诸部抽调两千，汉军抽调四千。

而且还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才能逐渐糅合，重新建立战斗力和组织度，并且即使如此，战斗力恐怕也大不如前了。

为了补充军力，多尔衮还不得不放开政策，允许包衣立功，升入正式八旗军士行列，将一批满洲籍包衣补充进来。

除了镶白旗外，镶红、镶蓝、正蓝等在南边战争中受损颇重的八旗都得到了大量补充。

仅从人数上看，八旗军士的总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大量海西、野人女真，蒙古丁壮、包衣、汉军补充进部队，满、蒙、汉八旗总数，已经超过十万，大概十一万多的样子。

但多尔衮并未因此而感到高兴，因为他知道代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