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说，我从来都不着急，着急的是你。我已经找累了。

高妈也不希望儿子将就：那女孩模样不算俊，看着不待亲，而且她妈一看就是个小市民，你要跟她结婚，将来肯定闹心。

高木说，你和我爸也是小市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于是没过多久，两人便在一个飘着雾霾的日子去民政局登了记，又在一个阴雨天办了婚礼。

新婚当晚，喜气由浓转淡。两人躺在床上，一个望着吊顶，一个看着吊灯。

陈鲁说：我一直觉得婚礼很麻烦，但没想到这么麻烦。

高木说：结完婚更麻烦。

陈鲁问：那你为啥还结？

高木说：不结也挺麻烦。

陈鲁说：还真是。

高木说：其实问题不在于为啥结婚，而在于为啥是咱俩结婚。

陈鲁问：这个问题不应该在结婚前就搞明白吗？

高木说：我想听听你的答案。

陈鲁说：因为咱俩价值观相同，目标一致，都怕麻烦。

高木问：反正和爱情无关。

陈鲁说：我受过情伤，对爱情不抱希望。

高木说：我也一样。

陈鲁问：你也有过情伤？

高木说：我现在也有情商。

陈鲁笑：所以你的答案应该也和爱情无关。

高木说：但既然咱俩搭了伙，这日子就算不往好了奔，至少也不能往差了过。

陈鲁说：不错。

然后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结合。虽说当初他们是和各自的原生家庭赌气，将就着走到一起，但没准儿假以时日，彼此之间也能磨合出亲情和爱意。

结婚那年，陈鲁三十四，高木三十三。

婚后头两年，两人的生活比较平淡，大部分时间都是各忙各事、各上各班。虽然独处时间有限，却无碍彼此之间提升默契、增进好感。高木心细，便负责刷碗擦地洗衣，也不劳陈鲁操心检车缴费之类的鸡毛蒜皮；陈鲁爱吃，便负责三餐，一周煮七次面条，一个月做三十回炒饭，高木不但不挑，腰围还粗了两圈。

转折出现在婚后第三年。

早在与陈鲁结婚前，高木就已经对他那份体制内的工作产生了厌烦。他与陈鲁讨论过辞职创业的想法，陈鲁不仅理解，还给他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那一年高木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便毅然丢掉了铁饭碗。陈妈知道后，自然要和女儿抱怨一番，说本以为他是个稳当人儿，没想到竟看走了眼，这么大事儿不跟老人商量，简直无法无天。陈鲁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我同意就行，不用你们拍板。陈妈一听更来气，说不用我管，好，等他创业不成，挣不着钱还赔钱，看你咋办。陈鲁笑，说那怕啥，毕竟我收入稳定，且数额可观。陈妈气得直跳脚，说他要是赔得大，你那点儿收入哪够填？陈鲁翻翻白眼，说显然我没有遗传你的悲观。

陈鲁并非只是嘴硬，她打心眼儿里觉得高木的创业一定能成。

一开始，高木的创业的确很顺利，与人合伙成立的公司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环境出现变化，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增速逐步放缓，有两个月还呈现小幅下降。

高木认为这样的浮动很正常，他主张稳扎稳打，只要各项经营指标还处在合理区间，就继续以不变应万变。可他的合伙人们却不这么想，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做出调整，以适应无法预测的外部环境。

于是就有了分歧，有了叛离。

那一年正好是高木的本命年，他第一次觉得，本命年犯小人，这话很有道理。

公司的框架崩散，投资锐减，业务中断，稳定不变的只有房租和贷款。

还不到年底，高木就将公司关了门，躲在家里，筹划着东山再起。

这期间，陈鲁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但她没有说——这对于一向嘴快的她很难得。她只是默默收敛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不再计较吃穿，不再讲究妆扮。

高木在家一待就是俩月，他的事业一直没有重启的迹象。

他越来越消极，无论对什么事都消极。创业初期，即便比辞职前更忙碌，他也能做到内外兼顾，一点儿也没撂下分内的家务。可这俩月，他得了闲，却开始犯懒，家务活越干越少，精细程度也不如从前。

陈鲁几次话到嘴边，又咽回肚里，怕对高木形成刺激。

都是暂时的，她想，很快就会好起来。

然而现实却像是故意和她的愿望作对，没过多久，她便在一次外出中遭遇了意外。由于下雪结冰，她在下过街天桥时滑倒，从高高的台阶上跌落，头上磕了一个大口子，右臂和右腿都严重骨折。

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次意外并未给她和高木造成损失。因公外出，又有保险，再加上亲戚朋友的礼品和红包，不仅医药费一分未掏，还多得了不少。

从身体健康的角度看，尽管伤势严重，但好在医学发达，陈鲁的自身体质也不差，因此虽然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疼痛和不便，倒也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只是经此一事，高木的情绪变得愈加烦躁。最开始，他对陈鲁当然是心疼的，恨不能替她承受那些疼痛。可是时间一长，陪床的辛苦和单调，以及对事业的担忧和焦虑，便纷纷将他笼罩。